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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位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村遺址進行了科學考古發掘,以磨制石器和彩陶為特征的史前文化——仰韶文化由此被發現。這次發掘,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由此誕生。100年來,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為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發揮了重要作用。百萬級暢銷書《南渡北歸》的作者、中華考古文學協會副會長岳南的新作《岳南大中華史》,就將歷史與考古新發現融入文學之中,為讀者在古今交織與中外錯綜的敘事宏構里,通過“北京人”頭骨、仰韶彩陶、殷墟甲骨文、三星堆、銀雀山漢簡、曾侯乙墓、兵馬俑、馬王堆漢墓、南越王墓、法門寺地宮、明定陵、清東陵等12場考古大發現,重現中華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

 

 

大河奔涌,在豫陜晉交界處揮灑出一個大大的“幾”字彎。距今5000年至7000年前,華夏先民們在這里建村落、事農桑,并摶土制陶,勾畫狩獵、漁牧、星月等景象,形成了內涵豐富、影響深遠的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這就是“仰韶文化”。由于仰韶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絢麗的彩陶,因此早年一些研究者也直接將仰韶文化稱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化,是刀耕火種的代表,是中國史前文化之巔峰,中國農耕文明的起源,點亮人類早期文明的第一縷曙光。

 

 

在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岳南大中華史》一書中,作者岳南對仰韶文化的價值還有更深入地判斷。他認為,仰韶文化的發現,破除了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謬論。“仰韶文化的發現及其重要價值,使之很快聞名于世。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學者,都公認仰韶遺址的發掘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源頭,它不僅促成了中國的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的誕生,而且還為中國學者帶來了一套歐洲先進的田野發掘方法——這套方法在整個20世紀都被中國的考古學家們所沿用。從根據仰韶文化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未發現青銅制品和文字等特點判斷,擔任北洋政府農商部顧問的瑞典地質、生物學博士,也是仰韶文化考察領隊人安特生認為,仰韶文化時代應當晚于打制石器的舊石器時代,早于青銅時代,是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相當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這一論斷徹底否定了一些外國學者聲稱中國沒有石器時代文化的觀點。”

 

▲岳南(前左二)在成都金沙考古工地

 

不只是仰韶文化,驚魂馬王堆、湮沒的曾國之謎、南越國興衰、兵馬俑之謎、尋找清東陵……這些無可辯駁的事實,《岳南大中華史》讓歷史真相變得觸手可及。岳南以嚴謹認真、處處有典的態度書寫史著,為搜集手材料,親自尋訪考古現場,并訪問多位參與考古發掘的當事人,采訪手記達百萬字,為讀者在古今交織與中外錯綜的敘事宏構里,重建對中國歷史的認知。

值得一提的是,岳南在講述中不僅有大量的考古、歷史內容,還有鮮活的人物和故事。對此,岳南坦言:“這種寫法非常通俗,跟考古學家的考古發掘報告不同,跟新聞報道也不同。我來寫這些考古發現,是結合文學的形式,哲學的眼光,歷史的視角,把它講得有故事性,故事連故事,文物穿插在歷史故事之中,以文物說歷史,以歷史事件來說文物。我講一個歷史故事一定會拿出文物來證明這段歷史。讀者讀故事時就看到文物和考古的重要內容。大概書寫脈絡是,挖出了什么文物,文物的大概歷史地位,有什么歷史故事等,一定要保證真實性,沒有胡編的。如果我不去寫,很多考古故事,就隨著考古人的去世而消失了。這是最接地氣的,大家最想看的東西。”

對于近幾年大火的三星堆,岳南表示:“三星堆之所以關注度高,我認為可能并不是因為出土文物數量的多少,而是因為三星堆文明的‘神秘性’。比如黃金面具、青銅尊、黃金權杖、青銅神樹、青銅立人等文物,普通大眾關注的是三星堆文明是不是外星文明,是否來自西方兩河流域文明,以及三星堆文明是否真的比夏朝還早幾百年等。這些都是三星堆文明的神秘性引發的熱點話題。有些人還認為三星堆文明印證了遠古傳說,以及《山海經》中的記載等。大家樂意去看這些猜測、推測性的東西。”

《岳南大中華史》就用了專門一個章節《三星堆傳奇》來解讀神秘的三星堆文明。岳南用詳細的篇幅寫了三星堆是怎么發現的,出土了哪些重要文物,三星堆文明的獨特性,三星堆文明怎么毀滅的等。岳南說:“這些都是我對一個個當事人采訪出來的。比如,我找到上世紀二十年代第一個發現三星堆珍寶的老秀才燕道誠的后代以及大量的縣志資料等,詳細書寫了當時的故事。燕家怎么發現的,發現了多少玉器,都有什么,燕家賣寶貝怎么泄露了天機,又是怎么引起當地玉器造假,以及如何引來外國人、考古隊關注等。只是怎么發現三星堆就有很多故事可挖。”

 

 

在《三星堆傳奇》一文中,還有一個觀點引人關注,那就是:三星堆的發現,讓我們走出了中華文明只起源于中原地區的誤區。岳南寫道:“歷代史家不斷對古蜀人留下的蛛絲馬跡考證,古蜀國濫觴于夏商之際,滅于戰國晚期,前后相繼達1600年之久。共經歷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數代王朝。從流傳的文獻資料看,古蜀立國的國名與傳說中最早馴化野蠶有關。另外,有的學者根據殷商甲骨文考察,認為“蜀”字的造型不僅與蠶有關,而且也與龍和蛇之類的動物有關。甲骨文中的“蜀”字,其面部長著像螃蟹一樣的眼睛,長長的眼球突出于眼眶之外,與三星堆兩個器物坑出土的縱目面具極其相似。而下面彎曲的“蟲”身則與甲骨文中的“龍”、“蟲”、“蛇”的寫法相近。因此,三星堆兩個器物坑的發掘者陳顯丹等學者提出,不能簡單地理解“蜀”字下面的“蟲”字,從三星堆縱目人面像上鑄造的卷曲身體來看,“蜀”字下面的蟲身亦可理解為龍身或蛇身。”

 

 

 

岳南最擅長的就是將歷史與考古新發現融入文學之中,一個個讓人耳目一新的觀點,不僅讀起來絲毫沒有門檻,還十分引人入勝。比如“北京人”頭骨的發現,把中華大地上的人類史追溯到50萬年以前;殷墟甲骨的考古發現,將中國有考據可信的歷史提前到商代;馬王堆漢墓的發現,讓我們得以窺見漢朝貴族的奢華日常;兵馬俑的發現,為我們重現冷兵器時代的兵器和軍事布陣;銀雀山漢墓中失傳長達1700多年之久的《孫臏兵法》的面世,使孫武、孫臏的傳世兵法有了歷史定論等。

考古研究的功能和性質,就是要把一些歷史問題搞清。岳南說:“我要表達的是,考古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有多大。文化的流傳和過去的歷史,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通過考古發掘才能認識,只有通過考古,才能認識到我們中華民族是怎樣生息生活的,才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從而對后人有所啟發。”

 

(讀者報全媒體記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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